今天的克拉玛依还有多少人知道，在这座城市里有一家几乎与这座城市同岁的照相馆——群英照相馆。照相馆地处准噶尔路上，店内巨幅的招牌、现代化的装修和先进的摄影器材，与现在绝大多数的照相馆并无两样。
如果你停下脚步仔细听她的故事，会惊讶地发现她的镜头记录下了每一代油城人的生活往事，她静静地站在那里，与这座城市同喜同忧。
今年已经79岁的高学章是当年群英照相馆培养出的第一批摄影师。曾经与高学章一起共事的摄影师，很多都已离开人世。在那个火热的年代里，这批年轻人响应国家号召，义无返顾地投身到大西北，最后埋骨于此，与这片土地浑为一体。
1956年，当时还只有17岁的高学章跟随父亲从山东老家前往北京求学，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没能在北京成功入学。就在前一年，克拉玛依“一号井”出油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全中国，高学章的叔叔跟着大批建设者来到克拉玛依。年轻的高学章接到了叔叔的电话，没有过多的犹豫，他也踏上了西进的列车。
当年的11月，克拉玛依矿区贸易公司摄影部成立，高学章以学徒的身份进入到摄影部，开始了自己实习生活（当时称“试验期”）。当时全克拉玛依只有这一家照相馆，许多刚从内地而来的石油工人，下车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矿区贸易公司摄影部里拍一张照片寄回老家，用这种方式，向家乡的亲人报平安。
高学章回忆，那时候的照相馆可谓门庭若市。每天清晨店门口都会排起一条长队，顾客得排队取号，待工作人员叫号后才能进入。
“每天至少拍200个人，周末人会更多。当时大家主要拍证件和2寸的半身照。一张2寸半身照是2毛2分钱，大约一个星期以后就能来取照。”高学章说。
那时候摄影师所用的照相机是一种由上海奉贤生产气压式照相机，快门处是一个手动的皮囊，取景时摄影师会用黑布蒙住头。这种人工快门对技术要求较高，在那个年代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摄影师，不是件容易的事。
高学章说：“当时一个普通石油工人每月的工资是三四十块钱，而一个摄影师每月工资是240元。如果不是高薪聘请，这些摄影师是不会留在克拉玛依的。为了培养我们自己的摄影师，组织决定派我去北京学习。”
高学章先后在北京大北照相馆和王府井中国照相馆学习了一年多的时间，学成后拒绝了中国照相馆的高新聘请，再次踏上了前往克拉玛依的火车。回忆起当年的拒绝，高学章不无感慨，他说：“我想到我是这儿的领导派出去的，自然要回克拉玛依。如果当年留在北京，可能比现在过得好。”
1958年，朱德同志来克拉玛依考察工作。随行拍照的任务被上级安排给矿区贸易公司摄影部。在那个年代里，给重要领导人拍照的工作不仅仅要求摄影师技术好，还得考察摄影师阶级成分与党员身份。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共产党员高学章被选上，作为此次考察的随行摄影师之一。
1959年，克拉玛依矿区贸易公司摄影部正式更名为“群英照相馆”。高学章回忆，“群英照相馆”这个名字是由一名叫孟毅肖的天津人提出来的，经由矿区贸易公司领导批准通过。
1979年，李红霞第一次踏入群英照相馆的大门，那时候的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在这里度过30多年的时光。
初来工作的李红霞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在照相馆把门。她回忆：“那时每天最多能拍五六百人呢！来拍照的人队伍排得老远，我负责在门口把门叫号，叫到了人才能进来。”
当时拍摄一张两寸的照片是4角8分钱，与五十年代相比，改革开放以后，前来给孩子拍满月照、生日照、全家福、毕业照的顾客越来越多。但与现在流行的审美观不同，当时拍照可不流行锥子脸、网红脸。人们更追求的是自然与朴素。王红霞说：“当时人拍照反而希望能把自己拍得圆润些。”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经济的快速腾飞。克拉玛依如同一艘扬帆的巨轮，跟随着大船队驶向更远的地方。八十年代，克拉玛依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工人们的工资也跟着涨了起来。
每当石油工人们涨工资时，群英照相馆的工作人员也会按照相应比例来调整拍照的价格。
除此以外，照相馆的硬件设施也跟着好了起来。摄影师所使用的相机也由原来的气压式照相机换成了120照相机、彩色胶卷机等。
新千年来临，街边巷尾的类似照相馆逐渐多起来，甚至连个性定制摄影工作室也开始走进大众视野；到新开张的影楼拍婚纱照成为年轻人的时尚。而摄影器材的生产成本降低，照相机不再像从前一样高不可攀，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这种现实环境下，群英照相馆的生意自然受到不小的冲击。原来照相馆位于大十字附近，因为危旧房改造工程，只得搬迁至准噶尔路上，一个不足40平米的店面内。
照相馆的老员工们心里明白，只有跟着时代变革，照相馆才能更好地活下去。2006年，照相馆将胶卷机彻底淘汰，更先进快捷的数码相机被引进回来，从前为洗胶卷的暗房被电脑取代。
今天，群英照相馆依旧活跃在这座城市的街角。许多在外远游的克拉玛依人回到家乡，依然会选择再去那里同家乡亲人拍一张全家福。在60年的风雨中，她见证了克拉玛依的每一次跌倒，每一次趴下后的再站立。她跟随着这座城市在历史中沉沉浮浮，记录下的不仅仅是一代代油城人的面孔，还有大家共同的青春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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