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成
“刑赏之本，在于劝善而惩恶”。问责作为管党治党的利器，是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永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制度安排，本为整肃纲纪、压实责任而生。然而，当下一些部门、单位出现“问责泛化”的倾向，将问责作为推动工作的“万能手段”，不管问题大小、责任轻重，动辄就启动问责程序。基层干部“宁愿不做事，但求不出事”的消极心态悄然蔓延，“避责”“推责”落为常态，主动担责、尽责竟成为少数。
问责异化泛化，其害深重。首先，它直接扭曲了干部行为逻辑。当问责成为悬顶利剑，原本敢闯敢试的干部纷纷自缚手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进而出现“侧卧”“躺平”现象。其次，这也一定程度上损耗了基层本就紧张的精力资源，迫使干部将大量时间用于拍照留痕、应对检查、规避风险等“自保”动作。更严重的是，它割裂了上下级之间本应相辅相成的信任纽带，使基层陷入“寒蝉效应”式的集体沉默，形成“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畸形风气。长此以往，基层工作将缺乏活力与动力，一些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最终损害的是群众的利益和政府的公信力。
究其根源，既有懒政思维作祟之恶，也有制度执行缺位之弊。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将问责当作最便捷的指挥棒，认为只有通过严厉问责才能确保工作落实，简单粗暴地“一问了之”，倚仗所谓的“只看结果，不问过程”，从而推卸自身本该承担的指导、支持与资源调配责任，也忽视了对基层干部的关心与激励。与此同时，以往权责边界模糊不清，容错纠错机制执行缺位，一些领导干部把问责作为自己免责的“挡箭牌”，出了问题推卸转移责任，让下属“挨板子”“背锅”，问责的随意性被放大，最终演变为管理上的“甩锅”利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用刚性约束压缩了问责任空间，通过划定权责红线，明确“防止和纠正向基层转嫁责任”，从源头上杜绝责任甩锅；规范督查程序，要求“同步考虑容错条件”“未经规定程序不追责”，筑牢程序正义堤坝；破除痕迹主义，取消“千分制”考核，将干部从文山会海中解放。这些精准到文件限4000字、会议限1小时的数字化标准，推动问责从“结果导向”转向过程与动机的综合研判，重塑“失责必问”与“非错不咎”的平衡。
当然，要破除问责泛化的困局，不是有责“不问”，而是要实现精准问责。既不能让问责沦为“没牙老虎”，失去对失职渎职行为的约束，也不能让问责变成“漫天大网”，误伤干事创业的无辜者。比如，面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久拖不决、重大决策部署落实中敷衍塞责等明确失职行为，必须依规依纪严肃问责，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但对于基层干部在政策探索中因客观条件限制出现的轻微失误、在紧急任务处置中因经验不足产生的细小偏差，若未造成重大损失且无主观恶意，则应避免简单问责，给改革创新留足试错空间。这种“该问则问、当容则容”的精准尺度，正是问责制度的应有之义，既守住了责任底线，又护住了干事热情。
当基层干部不再因“洗碗越多摔碗风险越大”而却步，当考核指标从“留痕厚度”转向“民生温度”，当“动辄得咎”转变为“加油鼓劲”，当制度既能“严管”又可“厚爱”，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得到充分激发，基层这匹“小马”方能蹄疾步稳、全力奔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