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 沙露
全国支援克拉玛依
1955年盛夏,在新疆石油公司安排部署下,1219青年钻井队开赴黑油山,在队长陆铭宝带领下,队员们在钻井前发出了“安下心、扎下根,不出油、不死心”的铮铮誓言。经过近4个月不分昼夜的奋战,克拉玛依1号井终于在10月29日出油,并由此揭开了大规模勘探开发克拉玛依油田的序幕……

1963年9月,井队采用井架整体搬家——30多米高的井架由多台拖拉机牵引着,移到开钻的新井位去。(图片均据新疆石油报资料图)
随着克拉玛依油田勘探开发的迅速展开,人员、设备、物资极度匮乏的矛盾愈加突出。1956年5月,《人民日报》连发2篇社论:《迅速支援克拉玛依油区》《加速发展石油工业和石油勘探工作》,呼吁“更多部门配合”。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支援克拉玛依和柴达木油区》的社论,从交通运输、机械修理、联络通讯、房屋建设、医疗保健、主副食品及日用百货供应6个方面提出支援的具体内容。一个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号召,支援克拉玛依石油会战的热潮在全国各地和国务院各部门迅速掀起。
国务院组织13个部委支援克拉玛依,其中劳动部和交通运输部从全国各地抽调筑路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和筑路机械,还抽调了一批汽车和汽修工人、设备,配套成建制地支援会战;邮电部抽调了通讯系统职工和大批通讯设备;有关部门还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口钻探设备和器材。全国有16个省(市、自治区)的工厂企业为克拉玛依生产加工订货各种急需设备和器材。

铝盔。(图片均据新疆石油报资料图)
自治区党委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和全疆人民支援克拉玛依油田建设。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成立专门工作组,担负支援克拉玛依的具体工作,从全区共抽调500余辆汽车和驾驶员支援会战,抢运积压在口岸和来自自治区交通厅、水利厅、商业厅等部门的大批器材物资。交通厅公路局和生产建设兵团建筑工程处的职工很快修通独山子—克拉玛依—和什托洛盖的新公路。水利厅派出勘探人员解决新油区的用水问题。自治区商贸系统单位组织大批货源以满足会战职工主、副食品和日用百货的供应,同时在会战区很快建立起商业、粮食、邮电等服务系统。1956年6月,新疆军区工程大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玛纳斯河管理处、乌鲁木齐水利局和乌鲁木齐市水利工程处等单位派出3500名施工人员来到克拉玛依,参加输水管道、公路、厂房、住宅等的建设。1956年12月,塔城地区组织1000多峰骆驼为油田驮运越冬木柴。1955年—1959年,自治区交通运输局、自治区石油运输公司先后派出2061辆汽车,承担油田筑路沙石料运输、克拉玛依油田物资设备长途运送、东运原油任务。
1956年7月,北京军区2048名转业军人组成石油钻探团分赴克拉玛依、独山子矿区。1956年10月,地处陕西宝鸡的石油工业部第一机械厂奉命调出213人支援克拉玛依,以此为基础,成立克拉玛依矿务局机修厂。1957年3月,驻甘肃敦煌的石油工业部运输公司调派第一运输大队、第三运输大队进驻独山子、乌鲁木齐,担负克拉玛依油田物资和油品的运输任务。1958年8月底,从朝鲜战场回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二九五部队(转建二团)1700余名转业官兵分赴克拉玛依和独山子参加石油工业建设。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511医院304名转业军人带着全套的医疗设备、药品、车辆等物资来到克拉玛依,成为克拉玛依职工医院(今市中心医院)的骨干。
1959年3月,周恩来总理听取石油工业部汇报,针对克拉玛依油田大规模勘探开发中遇到的问题做出三项决定:第一,调拨1100辆汽车,改装后用于拉运克拉玛依原油;第二,将锦西石油五厂裂化车间全部、蒸馏车间和叠合车间部分设备调拨独山子炼油厂,满足其加工克拉玛依原油的需要;第三,由国家计委、经委、铁道部、交通部等单位组成运输小组,负责解决玉门、克拉玛依的原油外运问题。
中央领导和石油部、自治区领导的关怀及来自全国的各项援助,极大地鼓舞了克拉玛依石油工人,加快了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的建设。
按照“工农结合、城乡接合、方便生产、便于生活”城市建设方针,在油田创业者及来自石油部、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全国各地各路建设大军的努力下,一座欣欣向荣、轮廓初现的石油城拔地而起。
筚路蓝缕寻水引水
水是生命的源泉。人可以数天无食,但不能一天无水。
电影《上甘岭》中,志愿军战士们在坑道里忍受干渴的镜头,曾让无数观众泪目:由于补给线被敌人的炮火封锁,后方的水很难运进坑道,渴极了的战士们只能趴在坑壁上舔那一块块湿润的岩石……
对于干渴,克拉玛依这座戈壁上的城市,也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从克拉玛依油田勘探开发伊始,缺水问题就开始困扰着克拉玛依人。

1958年,2000名志愿军辅建二团转业军人来克拉玛依参加油田建设,他们到达乌鲁木齐市明园地区时受到热烈欢迎。(图片均据新疆石油报资料图)
因为,大自然的神奇伟力让准噶尔盆地富集油气资源,却没有赋予它人类宜居的自然条件——典型的温带大陆性荒漠气候,让这片土地极度干旱缺水。克拉玛依气象部门的一份资料显示:当地年平均降水量不足130毫米,蒸发量却在3500毫米以上。
创业初期,无论是石油开采还是职工生活都急需用水。由于克拉玛依所处的区域没有水资源,到周边地区找水、引水,就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1956年从喀什调到克拉玛依参加找水的孟马尔老人,经常向身边的人讲述自己刚报到时的难忘经历:“1956年10月24日,天快黑下来的时候,我拎着铺盖卷从车上跳下来,看到眼前的景象便傻眼了,戈壁滩上到处是帐篷和草棚子,一间房也没有……接我的同志带我到食堂吃饭,每人一个馍、一勺菜和一茶缸水。我一仰脖子就把水喝光了,起身想找食堂师傅再要一点,接我的同志见状,赶紧将我拉住,把自己的水递给我说,喝我的吧,就当给你接风了。我一听愣住了,从来只听说喝酒接风的,哪有用水接风的?后来,听这位同志介绍油田缺水的情况,以及大伙儿惜水如命的故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肩负的使命有多重……”

“宝鸡支援新疆”职工的背心。(图片均据新疆石油报资料图)
孟马尔的经历,只是当年克拉玛依人的一个缩影。由于缺水严重,当时的人们每天分到的生活用水极其有限。有的工人焦渴难耐,就在嘴里含截牙膏,甚至喝含有硫化氢的污水。
百克干渠干劲冲天
1957年7月,新疆石油管理局地调处水文队奉命踏勘百口泉。
沿着蜿蜒曲折的佳木河溯流而上,队员们进入了山石陡峭的萨尔干丛山。路没了,但弯弯曲曲的河水吸引着队员们翻山越岭,向河流的更深处进发。
为了探明河水的源头,队员们请当地牧民作向导,雇牧民的马匹当坐骑。天黑了,入夜了,疲惫不堪的队员们来到一个毡房旁边,横七竖八地躺在了草地上。
“水,多好的水呀!”一个队员梦中发出呓语,他准是梦见了佳木河的源头,而且喝上了清澈的河水。他吧哒吧哒嘴巴,怎么热乎乎的?原来是一头奶牛摇着尾巴,在舔他的脸。
天亮了,队员们带着美好的梦想又出发了。
翻山越岭,马不停蹄,几个月下来,队员们将三条河流的源头跑了个遍,终于弄清楚了百口泉地下水的补给情况,为在这儿打井抽水、兴修引水渠提供了宝贵的水文资料。
“轰隆隆!轰隆隆!”1960年1月28日,旧历春节,百—克干渠全线动工了。

1960年,青年钢铁钻井队张同文(右)和同事正取岩心。这支钻井队在1959年登上了年钻井进尺二万米的高峰。(图片均据新疆石油报资料图)
当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物资极其匮乏,施工机具严重不足。全长100公里的渠道,两万立方米的水库和两个泵站,全靠人工操作,土石方量高达200万立方米。同时,还要打通9个隧道。
战斗打响了。3000多人的队伍,在100公里的渠道上一字排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甚至有的全家人都报名上了工地。而工具,除了铁锤、钢钎、爆破材料之外,就只有铁锨和十字镐头了。
为抢速度,会战指挥部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劳动竞赛。指标,不断被刷新;奇迹,不断被创造。不少女同志,起初每天只能挖2立方米土,后来竟创造了日挖20立方米土的记录,让许多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刮目相看。

1958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支女子钻井队——三八女子钻井队的队员冒着严寒为国家钻探石油。(图片均据新疆石油报资料图)
小伙子们岂甘落后!他们更是使出了牛劲。
在那个粮食定量、每天吃不饱甚至普遍浮肿的困难时期,众多热血青年就是凭着这样的意志,建成了百—克干渠。
而施工中,比饥饿更让人痛苦的,是生命的付出!
1961年2月,总长100公里的百—克干渠竣工投产。清澈的百口泉地下水,从一口口机井中奔涌而出,顺着水渠,流向克拉玛依。
通水这天,阵阵清风发出呜呜声响,人们说,这不是风,是烈士的英魂在分享胜利的笑声!
为修百—克干渠,先后有11名石油工人牺牲在了工地上;80%的参战青年立功受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好职工”奖章。(图片均据新疆石油报资料图)

新疆厂矿企业三比优胜者奖章(二级文物)。(图片均据新疆石油报资料图)
开发进入被动局面
1960年,克拉玛依原油产量达到166.23万吨,占当年全国原油产量的39%,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
但是紧接着,克拉玛依油田生产就陷入“两降一升”的困境。
“两降一升”是指单井产量下降,地层压力下降,油气比上升。这种局面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原油产量将出现急剧下滑,后果不堪设想。有的人甚至悲观认为,克拉玛依原油已近枯竭,油田青春将一去不返。
原来,就在克拉玛依油田勇攀高峰的时候,石油部部长助理康世恩多次指示:在开发过程中,要在低产井上下功夫,掌握一套开发油田的本领;要保护好高产区做后备,准备以后出大力;要狠抓地质资料,认识油层特性;要加强注水,加强修井,把油井管好;不准强化采油,不准用放大油嘴的办法增加原油产量。
这些指示中透出他隐隐的担心。
这个担心不幸被言中——
“井队光打油井都不够,哪里有时间打那么多注水井呢?”
但是,产层必须保证一定的压力,原油才能够被抽上来,否则,油藏的压力体系将被破坏。
“油嘴那么小,放大一些不就出油多了吗?”
可是,细水才能长流呀!
由于对克拉玛依油田复杂性的认识不足,1959年油田又不适当地片面追求高产量,1960年,油田开始出现了“两降一升”(地层压力下降、产量下降、油气比升高)的被动局面,克拉玛依油田连同百口泉油田、乌尔禾油田和红山嘴油田的原油总产量一度掉至85.5万吨。
正在这时,大庆油田被发现,松辽盆地上的石油大会战开始了。
1960年2月,张文彬被石油工业部任命为松辽会战副总指挥,并且根据石油部要求,从克拉玛依油田抽调走5600名精兵强将支援大庆油田建设。
秦峰即刻受命担任新疆石油管理局第二任局长。
克拉玛依油田是全国原油的主要供给地。秦峰十分清楚,油田出现“两降一升”,对困难中的共和国意味着什么——油藏将有可能被完全破坏,失去工业开采价值!
为此,他在各种会议上大声疾呼:“我们要对党和国家负责,绝不能让好端端的油田毁在我们的手里。”
为搞清楚“两降一升”的原因,秦峰在油区蹲点一个多月,收集整理了大量地质资料,并多次召开地质技术干部座谈会,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着手研究改变油田被动局面的对策与措施。

野外地质调查记录本。(图片均据新疆石油报资料图)
坚决遏制“两降一升”
1960年8月,秦峰率领地质、采油、计划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前往北京,汇报油田开发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
这是秦峰就任局长后第一次上北京,加上汇报的都是问题,他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并做好了挨批的准备。
会议由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主持,副部长李人俊、康世恩、周文龙及勘探司等司局领导参加。
出乎秦峰意料的是,领导不仅没有批评他,反而安慰他,让他不要惊慌,要从长远着想,重新认识油田,摸清油层的地下规律。
这让秦峰备受鼓舞。会议刚结束,秦峰和秘书杨湘岳就一起连夜整理领导讲话。第二天早上8时,他们就前往北京电讯大楼召开电话会议,以最快的速度向新疆石油管理局传达了石油部领导的指示。
回到克拉玛依后,秦峰又召开干部大会,让干部职工不要有悲观情绪,各级干部要认真学习,提高对油田的认识。
为稳住克拉玛依油田的生产局面,余秋里在北京也坐不住了。
1960年9月,余秋里带领工作组来克拉玛依油田蹲点调查一个月,发动技术干部和工人系统调查分析油田生产状况,总结原因,确定了“以采油为中心,加强注水、修井、油井管理,逐步改变油田生产被动情况,使油田逐步走向合理开采”的工作方针。
按照部署,秦峰和新疆石油管理局领导带领各级干部职工加强“三队”(采油队、注水队、修井队)、“两线”(输水、输油管线)工作,整顿了“前五”(钻井队、电测队、固井队、放炮队、试油队)、“后三”(采油队、注水队、修井队),这些做法使油田产量下滑局面初步得到遏制。
但大家知道,这只是权宜之计,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在这一点上,康世恩指引方向,秦峰坚决落实。
从1961年开始,克拉玛依油田认真做了三件事:
一是集中了全油田80多名地质技术干部成立了油田地质研究大队,从油田构造、油层、油气水分布、油层流体性质、原油储量核实、调整方案编制等6个方面进行调查研究,重新认识油田。
二是从1961年开始到1963年,在油田内部先后钻了135口检查井和资料井,基本查清了油田出现被动情况的根本原因——开发方案不符合油田地下情况。克拉玛依油田不是原来认为的均质砂岩油田,而是以砂砾岩为主,在纵向和横向上变化都比较大,呈窝窝状分布极不均质的低渗透油田。
三是重新核实了油田面积和储量,为油田全面调整提供了可靠依据。
通过实施这些调整方案,1965年,克拉玛依油田原油产量恢复到93万吨(含百口泉油田、乌尔禾油田、红山嘴油田),年底具备了年产100万吨的生产能力;1966年达到114.7万吨(含百口泉油田、乌尔禾油田、红山嘴油田),实现了稳产100万吨的调整目标。

中苏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徽章(二级)。(图片均据新疆石油报资料图)
至此,包括一区至八区的狭义上的克拉玛依油田基本形成。(参考文献:《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简史》、袁舟滨著《克拉玛依演义》、刘亚峰著《新疆石油报》特刊“油田家族·克拉玛依油田”等)
记者手记
解锁戈壁丰碑里的精神密码
70年前,黑油山的一声喷油轰鸣,让戈壁滩上的“黑黄金”破土而出,也让“克拉玛依”这个名字与共和国的能源记忆紧紧绑在了一起。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开发建设的第一个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的早期开发建设,从来不是简单的资源开采史,而是一部在极端困境中淬炼信念、在全国同心中共筑根基、在科学求索中破局前行的精神史诗。那些埋在戈壁深处的创业故事,至今仍在为我们解码“何以成功”的密码。

1959年10月,因油而生的克拉玛依市容。(图片均据新疆石油报资料图)
首先看全国支援的同心力:一盘棋里的家国情怀。1956年,《人民日报》连发3篇社论呼吁支援克拉玛依,这纸号召化作了跨越山海的行动。国务院13个部委联动调拨设备,16个省市的工厂连夜赶制配件,新疆军区的转业军人、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塔城草原的骆驼队……从精密的钻探仪器到驮柴的骆驼,从北京来的医生到上海来的技术员,全国的“支援洪流”奔涌而来,把“国家需要”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我来支援”。

1956年7月,苏联井架安装专家和探区总工程师研究井架的安装问题。(图片均据新疆石油报资料图)
这种支援里藏着最朴素的家国逻辑:油田缺汽车,交通部就成建制调派车队;职工缺医院,志愿军511医院带着全套设备扎根戈壁;过冬缺烧柴,牧民就赶着千峰骆驼踏雪送柴。没有轰轰烈烈的口号,却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本能响应——这正是新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生动注脚。当独山子到克拉玛依的公路在冻土上贯通,当输水管道在寒风中铺就,当帐篷群里升起第一缕炊烟,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油田的雏形,更是“全国一盘棋”的凝聚力如何让戈壁长出希望。


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牌。(图片均据新疆石油报资料图)
再看向难而行的攻坚志:缺水缺粮不缺精气神。“喝口水都要算着量”的日子,是克拉玛依早期创业者的共同记忆。年蒸发量是降水量27倍的戈壁,水成了比原油更金贵的东西。孟马尔用水接风的故事里,一茶缸水的分量,重过千言万语——那是创业者对生存的敬畏,更是对坚守的注解。
为了引水,他们在隆冬里挖输水管道,冻土硬得像铁,一镐下去只冒火星,40多公里管线靠一镐一白点凿了4个月;为了修百—克干渠,3000多人饿着肚子上工地,女同志从日挖2立方米土追到20立方米,小伙子扛着铁锨跑着赶进度,11人牺牲在工地上,80%的人立功受奖。最动人的不是克服了多少困难,而是明知难却偏要上的韧劲:缺工具就用手刨,饿肚子就靠信念撑,连梦里都在喊“水来了”——这种“筚路蓝缕亦向前”的劲头,不正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攻坚基因?
三看科学破局的清醒劲:从“被动下滑”到“稳产百万吨”的转折。1960年的克拉玛依,曾陷入“两降一升”的困境:单井产量降、地层压力降,油气比升。有人悲观断言“油田要枯竭”,但秦峰带着技术干部蹲点调研时,没被焦虑困住——他们知道,油田开发不是蛮干就能成,得懂科学、摸规律。
石油工业部领导的态度更见清醒:不批驳、不施压,只说“重新认识油田”。于是,80多名地质干部组成研究大队,3年钻了135口检查井,终于摸清“家底”:这里不是均质砂岩油田,是窝窝状分布的低渗透油田。基于此调整开发方案,从盲目追产量到科学保稳产,1966年原油产量重回114.7万吨。这个转折说明:创业既要敢拼,更要会拼。从放大油嘴抢产量到精准注水保地层,从凭经验干到靠数据算,克拉玛依人用实践证明:敬畏规律、尊重科学,才是破解困局的钥匙。

地形测量手簿。(图片均据新疆石油报资料图)
如今的克拉玛依,抽油机仍在戈壁上运转,百—克干渠的水依旧流淌。70年过去了,当年的地窝子变成了现代化城市,但那些藏在开发故事里的精神——全国同心的大局观、向难而行的攻坚力、科学破局的清醒劲,从未过时。当我们回望这座戈壁油田的早期岁月,看到的不只是“新中国成立后开发建设的第一个大油田”的荣光,更是一代代石油人“不服输、敢担当、善求索”的缩影。这或许就是克拉玛依油田留给今天的最珍贵遗产:无论时代怎么变,把“国家需要”扛在肩上,把“困难挑战”踩在脚下,就没有翻不过的山、干不成的事。

责任编辑:沙露
本期编辑:邵文静